大学之大，不仅在于占地之广，建筑之宏，还在于大师云集，贤才辈出。厦门大学的第一座校舍——群贤楼群，其命名取自中间主楼群贤，取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“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”之典，这正是陈嘉庚对厦大理想的描绘，寄寓了嘉庚先生的殷切期望。没有群贤就办不了大学，办了大学也就造就了群贤。

上篇，我们共同回顾了群贤楼群的建筑源流，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品味了嘉庚建筑的独特韵味。下篇，让我们去探寻群贤楼群背后的故事，感受砖瓦间的百年厦大历史。

教育初心  蹊径救国

“今日国势危如累卵，所赖以维持者，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。……以四万万之民族，决无甘居人下之理。今日不达，尚有来日，及身不达，尚有子孙，如精卫之填海，愚公之移山，终有贯彻目的之日。”这段慷慨激昂、振聋发聩的发言来自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时的演讲词。1919年7月13日，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，陈嘉庚召集社会各界300余人，倡办厦大，并当场认捐400万元。

（群贤楼群，1922年）

1921年4月6日，私立厦门大学假集美学校举行开学仪式。因校舍尚未兴建，暂借集美学校的即温楼、明良楼和一些辅佐房屋作为厦门大学的临时校舍。

5月9日上午，郑成功雄踞厦门时的演武场遗址上，锣鼓喧天，炮声隆隆，热闹非凡。陈嘉庚与百余名厦门大学师生冒雨乘船从集美学校来到演武场，为厦门大学首批校舍群贤楼群奠基。这一天也是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“二十一条”的“国耻日”，陈嘉庚选定在这一天为校舍奠基日，意在告诫莘莘学子“勿忘国耻，发奋为国”。

（筹建厦大时的陈嘉庚，1918年摄）

奠基仪式上，陈嘉庚慷慨陈词：“余以办教育为职志，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……教育乃立国之本，兴学是国民天职，不为教育奋斗乃非我国民也。”在那段长夜漫漫、沉沉黑暗的岁月，仁人志士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道。对比中外发展，彼时的陈嘉庚深刻地认识到现代教育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，“立志一生所获的财利，概办教育”。

（嘉庚先生亲自题写的厦门大学校舍开工奠基石）

群贤楼群建成后，各有其功能：映雪、囊萤为学生宿舍，集美楼为图书馆与教师宿舍，同安楼为教室。主楼群贤楼为会堂、教室，具有多种用途：两旁做《周刊》办公室、教育心理实验室，下层做教室、教员休息室、邮政代办处、油印处、印刷所等。一字排开的教室矗立在海边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。

“诚以救国既乏术，亦只有兴学之一方。”1922-1925年，陈嘉庚的公司正处鼎盛时期，他加快了厦大的建设步伐，新建了博学楼、笃行楼、化学院、生物院等一批校舍。除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以极大心力，陈嘉庚还重视严选良师，广纳贤才，“素以诚挚待教师，又以优俸酬其劳”，对他们极为尊重。就这样，厦大办学条件逐渐完善，师资日益雄厚，在全国名气日盛，教育事业稳步推进，一批批栋梁之才奔赴国家各地，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厦大贡献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在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，陈嘉庚的企业受到强烈冲击，曾经的“橡胶大王”一度濒临破产，但学校办学经费一日不可无。陈嘉庚除了将自己的工资用于学校建设外，还向亲朋好友募捐。1934年，陈嘉庚公司收盘。在此期间，曾有银行和财团愿意出钱资助陈嘉庚的企业，但提出的条件是陈嘉庚必须停止资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。

可在这祖国风雨飘摇的关头，身后的大学能倒吗？“宁可变卖大厦，也要支持厦大”是陈嘉庚坚定的回答。他多方筹款，甚至变卖家人居住的三栋别墅，所得钱款全部充当厦门大学经费。

1937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陈嘉庚为了厦大的长久发展，无条件地将厦大捐献给政府。他致函时任福建省省主席陈仪和教育部部长王世杰：“弟愿无条件将厦大产业奉送，不拘省立国立均可，所有董权一概取消。”7月1日，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。

声誉、权力、利益，没有一个是陈嘉庚倾资厦门大学的理由。“以办教育为职志，聊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”才是他教育报国的初心。

（厦门大学建校十周年全校师生合影）

群贤毕至  享誉五洲

（群贤楼群）

漫步在群贤楼群的长廊中，常会注意到同安楼和集美楼下张贴着的标语——“莫要高声语，恐惊读书人”。时间的齿轮拨转，阵阵书声似乎跨越了百年的时光而来。

（集美楼下张贴的标语）

建校之初，为了解决师资问题，陈嘉庚不仅重金礼聘德才兼备的归国留学生及国内著名学者、专家来校任教，还资助外校优秀学生出洋留学，毕业后来校任教，甚至还亲办师范学校培养教师预备役。

1921年7月，林文庆受陈嘉庚邀请继任厦门大学校长。到任当晚，他便召开会议，宣布要将厦门大学“办成一生的非死的、真的非伪的、实的非虚的之大学”。

林文庆校长掌校期间，厦大陆续增设工学、新闻、法学、医药等科系，初步建成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，1930年扩充为文、理、法、教育、商五类学院、共21个系。不仅在当时的私立学校中办学规模名列前茅，而且师资队伍一流，有不少曾留学欧美的知名教授、学者。

（1927年，林文庆校长与全体教师合影，其中有4位外国专家。）

如美籍教授莱德，1923年在厦门海域考察时发现了文昌鱼，这是一种由无脊椎动物进化至脊椎动物的过渡类型，是脊椎动物的原祖活化石，本来人们以为它们已经灭绝，但在厦门竟大量生存，于是莱德撰写论文《厦门大学附近之文昌鱼渔业》，发表在当时的《科学》杂志上，遂引起世界的瞩目，厦大的生物科学研究由此名扬海内外。植物学家钟心煊、动物学家秉志，开展了“厦门岛附近海洋动物的采集和分类研究”“昆虫的调查与研究”“中国白蚁种类的研究”“福建林业的研究”等课题，1926年制作各类动物共127种标本，供应国内外各学校生物研究机构的需求，成为我国生物标本的主要供应基地之一。莱德还于1924年发现一种水母新品种，后命名为“嘉庚水母”。那时厦大生物学者发现的生物有10多个新品种，后被命名为林文庆海星、何氏水母、厦门线虫、钟氏圆虫、秉氏脊椎动物、林文庆鲂鱼、中国多毛环节动物、蓝藻类、绿藻等。

在文科方面，厦大礼聘各科名师。如1923年聘国学家陈衍任国文系系主任，陈衍是清末举人，精通经史、训诂之学，长于诗，与郑孝胥同为闽派诗的首领人物，倡导“同光体”，名噪一时。1924年聘请法国著名的汉学家、佛学家戴密微，他在印度文明和佛教史、中国与西方文化关系史、亚洲史方面有深入的研究。

（厦大学生会欢送鲁迅先生大会合影）

（集美楼，现为鲁迅纪念馆）

1926年10月10日成立的国学研究院，云集了业界的学术名家，而且绝大多数大名鼎鼎，比如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，他曾在厦大指导学生组织起泱泱社与鼓浪社，创办《波艇》月刊与《鼓浪》周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群贤楼群中的集美楼如今为全国唯一一所建于大学内的鲁迅纪念馆，他本人曾居住在集美二楼。院中由著名语言文学家林语堂担任总秘书一职，他在厦大组织编辑了国学研究丛书、中国图书志等重要著作，为延续中国文脉做出了突出贡献。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也受聘于研究院，与厦大同僚艾锷风合著的《刺桐双塔：中国晚近佛教雕刻研究》，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研究院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帆，主张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，刚创办就成为全国国学研究的中心之一，成为华南学派的代表，并形成厦大的人文学术传统。

厦门大学在创办之初于国学、教育学、生物学（尤其是海洋生物学）等领域都有突出表现，初步形成了厦大的学科优势与特色，奠定了厦大综合型、研究型大学办学方向的基础。

1937年7月，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，萨本栋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，就在其接任厦大的第二天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。地处海防最前线的厦门大学于年底迁往闽西长汀继续办学，由“受命于危难之时”的萨本栋校长继续主持校政。

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下，厦大师生发愤图强、潜心向学，使战时的厦门大学弦歌不辍，声誉日隆。在1940年、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的第一、第二全国专科以上学业竞赛中，厦门大学参赛学生连续两届蝉联第一，使“南方之强”的美名享誉全国。

当长汀岁月成为往事，教育薪火仍代代相传，正如曾飘扬于长汀热土上的校歌所唱：“自强！自强！学海何洋洋！谁欤操钥发其藏？鹭江深且长，致吾知于无央……吁嗟乎！南方之强！”

囊萤星火  光耀八闽

（囊萤楼）

在厦门大学，“爱国、革命、自强、科学”的优良校风已被概括为“四种精神”，其作为厦大的文化基因，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厦大人，并被发扬光大。一提到革命精神，就绕不开群贤楼群中的囊萤楼。

（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成立现场手绘图，居中为厦大学生罗扬才。谢华斌/绘。）

1926年2月，罗扬才、罗秋天、李觉民三位共产党员，热血激昂，在囊萤楼111室宿舍内举行秘密会议，宣告了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。年仅21岁的罗扬才被选为支部书记。

（罗扬才）

罗扬才烈士用短暂的一生创造了厦门的四个“第一”：第一个共产党员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书记、第一个总工会委员长、第一个革命烈士。他的生命中深深烙印下了革命的伤疤，他却无憾无悔。得知残酷的死亡即将降临时，他在狱中这样写道：“各位同志，不必为我悲伤，应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。”家中的年迈父母，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牵挂。1927年6月2日，罗扬才在福州市鸡角弄刑场英勇就义，时年22岁。《国际歌》，这首曾激励无数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战歌，在他口中戛然而止，在个人生命的最后一刻染上了悲壮的血色。

“囊萤之光”，如星星之火。自1926年厦大党支部成立后，由罗扬才等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点燃的革命烈火，迅猛燃烧，向闽南、闽西地区蔓延、扩大。到1927年厦门“四·九”政变、罗扬才英勇就义前夕，厦大党支部已在闽西南地区建起28个党支部，发展了近300个党员……厦大党支部成为闽西南地区建党的发祥地和播种机、革命运动的策源地，被誉为“八闽大地的革命摇篮”，由此揭开了福建革命史新篇章。

（1927年1月24日，厦门总工会成立手绘图，罗扬才任委员长。）

罗扬才烈士与革命紧紧缠绕的生命，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延续。无数勇敢的先辈大步向前走去，朝着有光的地方。1948年，厦大闽西南地下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创办了工友夜校，教室设在同安楼一楼、二楼。除星期日外，每晚在进行文化基础教育之余，向工友传授阶级斗争的知识，深入浅出地传播马克思主义。

（囊萤楼三楼，现为厦大马克思主义学院。新华社记者付敏/摄）

（囊萤楼前，“扬才先锋党支部”青年党员在老党员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。）

时光荏苒，“囊萤之光”永续向前。1986年，厦大校园内建起一座罗扬才烈士塑像，以寄托后人的怀念。罗扬才烈士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成为厦大“四种精神”之一，为厦大学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2003年7月，厦大在囊萤楼二楼新辟“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暨罗扬才烈士纪念室”。如今，囊萤楼是厦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办公楼，继续播撒着红色基因的种子；“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”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设在同安楼内，向来往访客讲述着那段红色历史；“扬才计划”等大学生骨干培养项目见证着红色火种在厦门大学的代代传承……

【参考资料】

1.张建霖著，《厦门大学百年建筑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。

2.庄景辉著，《厦门大学嘉庚建筑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。

3.陈支平主编，《厦门大学百年校史1921-2021年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。

4.陈嘉庚著，《陈嘉庚自述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。

5.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，《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。

6.朱水涌著，《厦大往事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。

7.陈炳三著，《囊萤之光——福建第一个中央支部诞生地》，中央文献出版：2007年版。

8.付敏，“囊萤之光”：掀起东南革命风暴，新华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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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整理/劳兰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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